我與丁老師因年齡和閱歷的差距，當然是以晚輩及徒弟自居，每次見面，對他總是必恭必敬。但這個昔日名滿華夏的藝術家，卻不因此而有所隔膜，反而經常待我如朋友及子侄般交往，無拘無束和從不擺架子，因此給了我得天獨厚觀摩學習的條件。同時，在學習期間，丁老師對我關懷備至和循循善誘，使我得益良多。

記得學畫的頭兩年，我每次把畫好的畫請丁老師批改時，他總是要我在筆墨方面多下點功夫，並常常勸勉我要多「畫」多「寫」，切不可「做畫」，和學那些旁門左道的東西，以免誤入歧途。同時，他還經常引用宋代詩人戴復古（1167-1248）的詩句「意匠如神變化生，筆端有力任縱橫。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後行。」來鞭策我日後的創作構思要巧妙多變，筆墨縱橫中要豪放自如，作品必須隨心寫出來而又自創一格，最忌拾人牙慧，一味臨摹。
丁老師雖然為人豪爽隨便，但收學生有他一套嚴格的準則。曾經跟隨那些媚俗市井、不學無術、欺世盜名的所謂畫家學畫的人，他一律拒諸門外。因此，跟丁老師學畫的門人並不多，我記得早期有熊玉英、余學章、其後加入的計有方艷莉、蕭志德、袁鴻樞、陳愷令、李慧嫻、鄭慧君和嚴淑雅等共十一、二人。

丁老師經常掛在口邊的「良禽擇木而棲」及「站在我這棵梧桐樹上」這兩句說話，是有根據的。相傳古時有一種雀鳥，羽毛長得比孔雀還要漂亮，每年冬天來臨前，牠都會從北方飛到南方；當春天快要結束，又從南方飛回北方。然而，牠在遷飛途中，非梧桐樹不棲，非青竹的籽實不吃，非甘泉的水不喝；寧願累死、餓死、渴死，都不違反其意願。丁老師的意思是，無論做什麼事，學什麼東西，都要踏踏實實、專心一意。否則，今天跟這個，明天學那個，三心兩意，只會弄得頭昏腦脹，結果一事無成。那些見石頭就拜，不分好醜的人，只是沽名釣譽，不成氣候。

看丁老師畫畫，簡直是一種視覺享受，他思想快，構思妙，筆恣墨縱，不拘成法，外貌粗疏而內蘊渾厚；下筆快而準，頓挫快慢起落有法。在表現手法上，有白描勾勒，也有大筆潑墨和擅用剛柔並蓄的長線條，又能將線條演化為潑墨。最為人稱許的是，他的線條不是追求描寫物象的真實，而是寫意境、傳精神。同時，作品無論是中西繪畫、書法、篆刻，都以融會東西、遊戲古今、隨心揮寫這幾個概念來創作。

丁老師愛吸煙，愛喝濃茶，但從不嗜酒。他畫中國畫，喜歡用難畫的羅紋紙和單宣來創作，他還喜歡在學生面前畫畫，人數越多越有靈感。他筆起筆落時，在一片叫好聲中，畫興更濃，筆下的「花花世界」便連綿不絕，神來之筆便接踵而至，一直到紙墨俱罄才肯罷手。
一九六六年初夏，丁老師擔任一個繪畫示範講座的講者，在講座快要結束之際，席間忽然有人拿出一卷月宮殿紙要求他即席示範。主持人見狀馬上攔阻，並表示講座尚餘五分鐘便結束，而會場稍後還有其他項目舉行，故絕對不能超時。可是，丁老師總是來者不拒。他請在場工作人員把幾張長?一字平排，然後把二、三十尺的長紙卷放在?面上。他不慌不忙思索了一會兒，便動筆在紙的前方畫了一隻紙鳶，跟?用幼細的筆觸來畫連?紙鳶的繩線。只見他筆在動、線在舞，有時畫出紙外，有時又由紙外畫進來，斷斷續續一直到紙尾，才畫一個孩童雙手握?線轆。最後簽名蓋印，一幅饒富趣味的畫便大功告成。整個過程不消十分鐘，在場觀眾無不拍掌稱好。雖然這已是四十四年前的事了，但在我的腦海?，此情此景仍歷歷在目。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丁老師得悉「土改」期間唯一保存下來的那兩幅「漏網之魚」最終也被人奪去。丁老師當然感到非常難過，猶幸女兒們皆平安無事，心情便慢慢平靜下來。丁老師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一生中雖然遇到不少困難和家庭慘變，以及事業受挫，但他從不怨天尤人；相反地，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勇於面對，並堅持自己的理念，默默耕耘，通過筆情墨意發洩懷才不遇、生活艱辛和孤苦伶仃的情懷。

六十年代中，香港畫壇突然颳起一股「邪風」，當時政府與大會堂藝術機構大力打造一個由一小撮殖民地畫家組成的藝術小圈子。那些所謂脫離中國傳統繪畫的「現代香港水墨畫家」在大搞什麼「香港水墨畫」及「襌畫」之餘，還經常對那些「不同道」的畫家口誅筆伐，諸多打壓。其中，丁老師是被謾罵、打壓最甚的一個。如藝評家劉健威先生在《信報》（2003年9月17日）一篇《文化何物？》的文章指出：「這是香港市民的悲哀 – 每年付出最高達二十多億元的文化資源，讓一群對文化無認識、沒抱負和承擔的官僚不僅浪擲，有時甚至作為黨同伐異的工具 - 像譚志成主政藝術館，三位對香港藝術貢獻良多的老畫家 – 丁衍庸、蕭立聲、鮑少游，生前一幅畫都不入藏！」可見一斑。（註：蕭立聲1919-1983、鮑少游1892-1985）又，鄭楚雄先生在《信報》（2003年9月17日）一篇《我們這樣對待藝術家》文章中，質疑香港藝術館遲遲未有為「藝事已是登峰造極了」的「一位『本土』創作者」丁老師舉辦個人畫展。

當時的香港藝術館總館長朱錦鸞，其後在《信報》（2003年9月20日）回應該文所作出的一些「補充」，也只是自圓其說的一番話。說什麼「本館自1981年開始蒐集丁先生的畫作，現在共藏有丁氏作品共17幀，包括翎毛魚蛙、人物、山水及書法。……丁氏作品亦恆常展出於本館『香港藝術常設展覽』及多次赴展海外……可見藝術館在收藏及展出丁氏畫作方面，對其精湛藝術成就和在藝壇上地位，甚為重視。」朱氏說到香港藝術館藏有丁老師17幀作品，彷彿是一個莫大的恩賜。然而，藏品數量多寡，與對丁老師的尊重，並不能混為一談。此外，她所說「丁氏作品亦恆常展出於本館『香港藝術常設展覽』及多次赴展海外」，均為十多二十人的聯展。換言之，丁老師只配作他們建制派寵兒的綠葉？

之後，朱氏還帶人「遊花園」，大篇幅地列舉香港藝術館曾展出的中國書畫家、其他媒體創作的大師和中青輩藝術家，以及西方藝術名宿宗匠等不同展覽，顯示她在處理選擇展覽主題及畫家方面公平公正，但始終未有解答為何沒有為鄭楚雄先生口中的這位「長期從事美術教育工作，最後的終點站是中大新亞藝術系」的本土藝術家丁老師籌辦一個在香港的個人畫展。反而，遠在台北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於二零零三年為丁老師舉行百歲紀念回顧展。他們對丁老師的重視，較朱氏在文中表示「香港藝術館對前輩的成就和貢獻極為推重」，以及甚為重視丁老師「精湛藝術成就和在藝壇上地位」，來得實在。

自我跟隨丁老師習畫，到丁老師仙遊之後，我都一直耐心地等候?，希望作為香港主要藝術建制的香港藝術館，會為丁老師舉辦個人畫展，令香港有更多人認識他、認同他的藝術成就，但經歷譚志成（由1975至1993年）、曾柱昭（由1993至2000年）及朱錦鸞（由2001至2006年）三屆香港藝術館總館長多年的主政，一直到他們相繼退休離任，由始至終，他們對丁老師的藝術成就，似乎同樣都是視若無睹。

終於，二零零六年新人上場，在二零零八年丁老師逝世三十周年之際，香港藝術館舉辦了一個展覽，深受熱愛藝術的中外人士歡迎，引起了巨大迴響，哄動中外畫壇。不知道當年曾經打壓及不重視丁老師的人，看到有此佳績，有否感到自己目光短淺？到底他們當年的想法是無知，還是存有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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